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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尹相关事迹考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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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伊尹,名挚,“伊尹”是官职名,又称“阿衡”或“保衡”,《史记·殷本纪》里说:“伊尹名阿衡”,司马迁是把“阿衡”当成伊尹的名字,唐代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里作了辨析,说:“孙子《兵书》:‘伊尹名挚’,孔安国亦曰‘伊挚’,然解者以阿衡为官名。按:阿,倚也;衡,平也。言依倚而取平。《书》曰:‘惟嗣王弗惠于阿衡。’亦曰保衡,皆伊尹之官号,非名也。皇甫谧云:‘伊尹,力牧之后,生于空桑。’又《吕氏春秋》云:‘有侁氏女采桑,得婴儿于空桑。’母居伊水,名曰伊尹。尹,正也,谓汤使之正天下。”这是说“伊尹”、“阿衡”、“保衡”都是官职名,“挚”才是伊尹的私名。

  根据司马贞的的说法,“伊尹”的“伊”是指其出生地伊水,也应该是个地名,古代水名和地名往往重叠,这也没啥奇怪,伊水或伊地应该都是有莘氏国的地方。

  “尹”是上古三代时的一种官职,《尚书·益稷》:“庶尹允谐”,孔传:“尹,正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四》:“尹,官也。”《说文解字》对“尹”的解释是“治也。从又丿,握事者也。”“尹”就是在某地或某部门主事的官员的一种称谓,在殷墟卜辞中是很常见的一种官名,《甲骨学一百年》里说:“甲骨文中以尹名官的很多,如有右尹、束尹、族尹、小尹等,总名为‘多尹’。卜辞‘三尹’应即‘多尹’。尹有正、长之义,是某一部门的首长,与今日行政部门的科长、处长、局长、县长、省长、部长的‘长’字相近。因此‘尹’有高低之别,如汤的辅佐大臣‘伊尹’的职位最高,与春秋时楚国的‘令尹’的‘尹’相当。”[1],“伊尹”应该是伊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方长官。

  “阿衡”和“保衡”也是官职名,《诗经·长发》里说:“允也天子,降予卿士,实维阿衡,实左右商王”,毛传说:“阿衡,伊尹也。左右,助也。”郑玄《笺》说:“阿,倚;衡,平也。伊尹,汤所依倚而取平,故以为官名。”这个解释恐怕也不完全可靠。

  “阿”字可能是“妿”字的假借,《说文》:“妿,女師也。从女加聲。杜林說:加教于女也。讀若阿。”“妿”的意思就是女师,这个字读音和“阿”相同,段玉裁注释说:“《诗》:‘言吿师氏’,毛传:‘师,女师也。’古者女师敎以妇徳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李善引《汉书音义》曰:‘妇人年五十无子者为傅。’按《列女传》华孟姬、楚昭伯嬴《传》皆言保阿,《内则篇》、《丧服经》注皆言‘可’者,郑云:‘可者,贱於诸母。谓傅姆之属。’葢可者卽阿。阿卽妿也。”女师既可以理解为女教师,也可以理解为专门教习女子的老师,杜林就说是“加教于女”,也就是教育女子的老师,那么这个老师也就不一定有性别的限制了,男女都可以。

  伊尹在有莘教曾经是有莘氏之女的老师,《墨子·尚贤》里说“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,使为庖人,汤得而举之,立为三公”,根据毕沅和王念孙的校注,知道“仆”字是“媵”字之形误,这句当读为“昔伊尹为莘氏女师,媵使为庖人”,是说伊尹为有莘氏的女师,陪嫁到商之后被派当厨师。所以阿衡的“阿”就是来自这个女师,不是什么“倚”的意思。正因为“妿”是女师,所以也可以称“保”。古代负责教养贵族子弟的人有师、傅、保三种职务,“保”根据《说文解字》的说法是“养”的意思,所以古代的保姆也简称“保”,如《礼记·内则》:“保受乃负之”,郑玄注:“保,保母也。”伊尹因为当过有莘氏的女师,负责教养有莘氏之女,所以称“妿(阿)”、称“保”,是很合乎情理的。

  伊尹当个小官,可以在有莘氏宫廷里进进出出,还当有莘氏女的老师,这个有点奇怪。《荀子·非相》里说“伊尹之状,面无须麋(眉)”,就是说伊尹脸上不长胡子和眉毛,真是异表,这个也很让人想到了宦官,不过伊尹有两个儿子伊陟、伊奋,又说明他不是宦官。《晏子春秋·内篇·谏上》里则说“伊尹黑而短,蓬头而髯,丰上而锐下,偻身而下声”,就是伊尹的样子是又黑又矮,头乱蓬蓬,长着胡须,脸型是上宽下窄,有点驼背,说话声音比较低,这又是一番形象。

  再说说“衡”,“衡”这个字古文中和“横”通用,如《诗经·衡门》《释文》说:“衡,古文横字。”在殷墟卜辞中,伊尹也称为“黄尹”,根据郭沫若的说法,“黄”就是“横”,也就是“衡”,“黄尹”就是“衡尹”。“衡”在过去都训“平”,就是平正的意思,和古代称官为“正”的意思大略相当,所以“阿衡”或“保衡”的意思应该就是“妿正”或“保正”的意思,也是一种官职的称谓。

  正因为伊尹为有莘氏之女当师保之官,属于有莘氏女的私臣,《墨子·尚贤中》说“伊挚,有莘氏女之私臣”,地位不高,在有莘氏也不被当做个人物,不受重视,所以后来有莘氏女出嫁给商汤,就以伊尹为媵,当作陪嫁一块儿送给商汤了。

  在先秦的典籍里,还称伊尹为“小臣”,《墨子·尚贤下》说“汤有小臣”,《吕氏春秋·尊师》说“汤师小臣”,《叔夷钟铭》里称之为“伊小臣”。“小臣”这种官职的称谓在殷墟卜辞里也很常见,但是职位有高有底。殷墟卜辞中没有“大臣”这个说法,只有“小臣”,约略相当于后世所说的“大臣”,也分为三六九等,同样是“小臣”,身份地位待遇都是不一样的。在卜辞中常和人名连在一起称“小臣某”,如“小臣妥”、“小臣吴”等。还有一种是“小某臣”或“某小臣”,某是所分担的职务,如“小藉臣”,即负责农业的官;“小刈臣”,是主管收割庄稼的官;“小众人臣”,是负责管理众人的官,“马小臣”,是负责管理马的官,等等。而“伊小臣”的意思大约同于“伊尹”,就是伊这个地方的长官。

 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:伊尹、阿衡、保衡、小臣等官职名,很有可能是伊尹在有莘氏的时候就有的官职,都是很低等的官职,后来商汤起用他当了自己的相,位列三公,他原来的官职名称还继续保留使用,但是身份和地位已经是天壤之别了。

  总之,伊尹的名字应该叫“挚”,因为生于伊水,或者在伊这个地方当过小官,所以叫“伊尹”、“伊挚”、“伊小臣”,又因为给有莘氏之女当过老师,所以也称为“阿衡”、“保衡”。

  伊尹的出生很有点神话色彩,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里说:“有侁(莘)氏女子采桑,得婴儿于空桑中,献之其君,其君令烰人养之,察其所以然,曰:‘其母居伊水之上,孕,梦神告之曰,臼出水而东走,毋顾,明日,视臼出水,告其邻,东走十里,而顾其邑尽为水,身因化为空桑。’故命之曰伊尹,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。长而贤。汤闻伊尹,使人请之有侁氏,有侁氏不可。伊尹亦欲归汤,汤於是请取妇为婚。有侁氏喜,以伊尹为媵送女。”

  王逸《天问注》里的说法稍异,他说:“伊尹母妊身,梦神女告之曰:‘臼灶生蛙,亟去无顾。’居无几何,臼灶中生蛙,母去东走,顾视其邑,尽为大水,母因溺死,化为空桑之木。水干之后,有小儿啼水涯,人取养之。既长大,有殊才。有莘恶伊尹从木中出,因以送女也。”

  《吕氏春秋》的记载比王逸的说法早,不过大致故事内容相同:伊尹的母亲原来住在伊水边上,坏了孕,做了个梦,梦见神人来告诉她说石臼里出水(或臼生蛙)就往东走,不要回头看。后来果然石臼出水了,她喊了邻里往东走了十里,忘记了神人的嘱咐,回头一看,村邑变成了泽国,她自己也化成了一颗空桑树。后来有莘氏的采桑女子从这里经过,听到婴儿的哭声,从这棵空桑树里找到个男婴,抱回来交给国君,国君指派烰人把他养大了,在有莘氏当个小官,很有才干,名声远播。商汤知道了,就到有莘乞要伊尹,有莘国君不肯给。商汤就请求和有莘国联姻,娶有莘国君的女儿,有莘国君嫁女,连伊尹一块当陪嫁,送给了成汤,成汤就重用了伊尹。

  这两个记载,我们一看就知道,伊尹的出生故事属于神话传说,是不大可靠的,可古人往往就把这样的神话当成真实的历史,深信不疑,比如简狄吞燕卵生契、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等等,司马迁那么严谨的史官,也正儿八经地写进《史记》里,因为在当时人看来,这是很正常的,是应该能发生的事儿。伊尹的故事也是如此,古人认为这是事实。我们现在看来,这个太荒诞,但是里面有几点应该是事实:

  1、伊尹是个弃婴,不知道父母是谁,是有莘氏的采桑女捡到了他送到有莘氏国君那里,国君让烰人养活大的,因此身份比较低微。

  3、伊尹长大后很有才干,在有莘氏之女手下当个小官,后来和这个女子出嫁给成汤,他也被当作陪嫁的随从到了商,当了庖人(厨师),后来以烹调理论说汤,被商汤提拔了。

  第三条古书的记载都这么说,虽然孟子不肯信(下面还要说到),但从记载上看,这个种事情最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,应该是可信的史传。

  问题最多的是第二条,因为古人对伊水和空桑的说法太纷异,所以下面就来说说这个问题。

  现在一般说伊水是指洛水的那条支流,发源于熊耳山南麓的栾川县,流经嵩县、伊川,穿伊阙而入洛阳,东北至偃师注入洛水。但是问题是很多的。

  首先,在古代称为“伊水”的河流不止一条,比如《山海经》中就至少有两条伊水,《北山经》的“虢山”流出一条伊水,西流注于河;在《中次二经》的“蔓渠之山”也流出一条伊水,东流注于洛,《中次六经》里说“平逢之山,南望伊、洛”,应该就是说这条河,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伊水,这就足以说明在古代伊水不止一条。

  其次,伊尹出生地不可能在今天的伊水流域,原因很简单,有莘氏国不在伊水附近,查查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[2],有莘氏之国给出的位置有三个:

  乙、在山东曹县北,古莘国也,今为莘塚集。《史记·夏纪》:“鲧纳有莘氏女,生禹。”又:伊尹耕于有莘之野。

  丙、在河南陈留县东北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:“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。”《括地志》:“古莘国,在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。”

  这三个地方,都不靠近今天的伊水。《大辞典》的意思是伊尹出生的有莘在今天的山东曹县,但曹县也不靠近伊水。另外两个莘国的故地也一直都宣称伊尹是自己这里的人,至今争论不休。那么到底哪个对头呢?这个需要分析一下了。

  汤都居于亳,这个谁都知道,但是关于亳的说法太多了,有北亳(又称“景亳”、“蒙亳”,河南商丘县北大蒙城)、南亳(河南商丘)、西亳(河南偃师)等等,这是因为古人好迁徙,每迁到一个新地,仍用原来旧地的名字来命名,所以就会产生好多位置不同但名称相同的地名。在伐夏之前,汤居在哪里呢?《说苑》上说“汤之时大旱七年,雒坼川竭,煎沙烂石”,“坼”这个字有点不通,《国语》里说“伊洛竭而夏亡”,可以知道“坼”这个字当是“沂”字之误,就是“伊”字的假借,“洛、伊川竭”,就是说汤时大旱,洛水和伊水都干涸了,那么就说明当时汤都的亳靠近伊、洛二水,这个只能是西亳,也就是河南偃师,伊、洛二水就是在偃师附近交汇的,或者说伊水就是在偃师附近入洛的;还有《尚书中候》里说“天乙在亳,夏桀迷惑,诸邻国襁负归德。汤东观于雒,云:‘寡人慎机。’汤降三分璧,沉于雒水,退立,荣光不起”,这里面说的“东观于雒(洛)”的说法甚可注意,我们知道偃师地处于河、洛之间,洛水正在偃师之东的巩义附近入黄河,那么可以说“东观雒”的地方,也只能是偃师,所以《博物志》里说“河南偃师尸乡,汤所都”,是非常正确的。

  既然知道汤当时在西亳,那么有莘的位置就比较好确定了。《楚辞·天问》里说:“成汤东巡,有莘爰及。何乞彼小臣,而吉妃是得?”王逸注:“有莘,国名。爰,于也。极,至也。言汤东巡狩,至有莘国,以为婚姻也。小臣,谓伊尹也。言汤东巡狩,从有莘氏乞丐伊尹,因得吉善之妃,以为内辅也。”这是说成汤东巡,来到有莘,求要伊尹,结果同时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婆,《列女传》里“有莘氏”列入《母仪传》,赞颂她说:“汤妃有莘,质行聪明,媵从伊尹,自夏适殷,勤悫治中,九嫔有行,化训内外,亦无愆殃。”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《天问》说“成汤东巡,有莘爰及”,很明显,有莘在商的东面,我看看地图就知道,陕西合阳在偃师西北,成汤东巡,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合阳。那么有莘只能是在今天的陈留或曹县附近。

  再来说说“空桑”,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里“空桑”只列了一条,说:“在河南陈留县南,《寰宇记》‘伊尹生于空桑’,即此。”[3]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也说:“空桑为陈留”,而且古代有有莘氏之国在陈留的说法,二者重合,则伊尹生于陈留似乎也有可靠的依据。

  但是问题是“空桑”这个名称,不一定是专门指某个地名,而是某个大区域的称谓,在古代凡是有盛产桑树的地方都可以叫“空桑”,比如王献唐在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中说:“干宝言征在生孔子于空桑之地,在鲁南山之穴。《淮南·本经》高注:‘空桑,地名,在鲁也。’他书言空桑者甚夥,地亦不一,《禹贡》曰桑土,盖鲁南一带,古多植桑,其曰空桑,即穷桑。”[4],也就是说,在今天山东的鲁西南和豫东一带,过去都属于“空桑之地”,所谓“桑土”者也。曲阜又称“穷桑”,是黄帝、少昊、颛顼等古帝的都邑。曹县和陈留相距200多里,但都属于这个空桑之地。很有可能山东曹县的有莘国和河南陈留的有莘国本来就是一国,因为古人好迁徙,所以才有了两个有莘。

  那么到底伊尹是在陈留的有莘,还是在曹县的有莘?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,就是“伊尹”的“伊”,也就是伊水的“伊”,“伊尹”在殷墟卜辞和传世典籍中都写作“伊尹”,这个没什么问题,但是在上博简《容成氏》里面,却是写作“泗尹”,李零先生的注释是:“泗尹,即‘伊尹’。‘泗’是心母质部字,上文‘伊水’之‘伊’作‘【氵死】’,字从死,‘死’是心母脂部字,与‘泗’读音相近,都是‘伊’字的通假字。”[5]

  我们知道,“泗”也是一条大河的名字,就是泗水,现在叫泗河,由此可以知道,“伊”这个字也可以写作“泗”。那么我们可以推断,周代以来说的泗水,在夏商时期很可能也是叫“伊水”的,后来因为音近的缘故也写成“泗水”,更后则为了与河南的伊水相区别,山东的伊水就直接叫泗水了,也就是说“伊水”应该是泗水在夏商时期的古名。再配合陈留、曹县之有莘的说法,伊尹所生的伊水是泗水的可能性很大,而最大的可能是伊尹所生的有莘是今天山东曹县的那个有莘,因为它距离泗水最近。

  泗水在古代是淮河的一大支流,曾汇集反水、2018年篮月亮资料大全开奖结果,睢水、潼水、沂水等诸多河流,经今鱼台县、沛县、徐州市、宿迁市及泗阳县,在泗口(又名清口,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附近)注入淮河,故道就是今天经过曹县西部的废黄河,曹县北的有莘氏正好是在古泗水的边上,那么有莘氏的采桑女能在这里捡到被抛弃的伊尹是很顺理成章的了。清代方志专家徐继孺《梓里见闻录》里有一段考证说:

  “莘国故城在曹县北十八里,今莘仲集也。《夏本纪》:‘昔鲧纳有莘氏女生禹。’《孟子》:‘伊尹耕于有莘之野。’《春秋·僖公二十八年传》:‘城濮之战,晋侯登有莘之墟以观晋师。’又‘晋师陈于莘北。’杜注:‘故国名。’叶氏《考古录》曰:‘晋方灭曹而南救宋,遇楚,避之三舍而次城濮,莘国在此无疑。’《元和志》:‘莘国故城,在济阴东南三十里,即此城。’其‘陈留县’又云:‘故莘城在东北三十五里,’乃《春秋》‘神降于莘’之莘矣。此城南近景亳,伊尹所耕当在此。《四书释地》谓当在彼,似误。若陕西合阳县南二十里有莘国城,则又《诗》‘缵女维莘’之莘矣。曹县莘仲集有莘仲君墓。旧志:‘古莘仲国君墓。有莘氏之女为汤妃。莘亦作侁,国名。伊尹为有莘氏媵臣,负鼎俎以滋味悦汤。战国时有此说,本不足据。’今莘仲集旧祀伊陟,或即伊陟之墓欤。”

  由此看来,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以为伊尹所在的有莘国是在曹县北,应该是正确的。

  《吕氏春秋·求人》说:“伊尹,庖厨之臣也;傅说,殷之胥靡也,皆上相天子,至贱也。”

  《淮南子·氾论训》也说:“夫百里奚之饭牛,伊尹之负鼎,太公之鼓刀,甯戚之商歌,其美有存焉者矣。众人见其位之卑贱,事之洿辱,而不知其大略,以为不肖。”

  在夏商周时期,庖人的地位是很低的,甚至和胥靡相提并论,所以《吕氏春秋》说伊尹、傅说是的身份本来是“至贱”的,是让人看不起的那种人。但是如果仔细看看古代的记载,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。

  上面第一节里说过,伊尹在有莘氏的时候,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官职,称为“伊尹”很可能就是“伊”这个地方的长官。

  又称为“阿衡”或“保衡”,是因为他当了有莘氏女的老师,说明伊尹还是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,是受过教育的。

  要知道,在三代时期身份低贱的平民和奴隶之类的人是没有资格受教育的,伊尹很可能就是象《吕氏春秋》里说的那样,是被捡到他的人“献之其君,其君令烰人养之”,他是被有莘氏的国君指派烰人养大的。“烰人”据高诱的注“烰犹庖也”,也就是庖人,应当是有莘氏宫廷里的厨师。伊尹因为是被庖人养大的,所以他也善于烹调和味,陪嫁到商以后被指派当了庖人;因为在有莘氏宫廷里长大,所以就有受教育的可能;长大之后也被封了个小地方官,这官的待遇也不怎么样,还要自耕自吃,自给自足,所以《孟子》里说“伊尹耕于有莘之野”,《新语·愼微》里说他“居于有莘之野,修道德于草庐之下,躬执农夫之作”;后来因为很有才学,被任命为有莘氏女的老师,才有了“阿衡”或“保衡”之职,都是地位很低的小官职,但绝对也称不上“至贱”。到了商之后,他被派了当庖人,上面说了,庖人的地位很低,又叫庖正,勉强算个官儿,也就是那么个宫廷厨师的工作而已,还不如在有莘的保衡。

  一种是说汤早就听说伊尹的贤名,亲自到有莘去见他、去要他,上面引的《楚辞·天问》里就这么说,汤东巡到有莘去“乞彼小臣”,《史记·殷本纪》里也说“或曰:伊尹处士,汤使人聘迎之,五反然后肯往从汤,言素王及九主之事,汤举任以国政。”《墨子·贵义》里也记载一段汤去见伊尹的故事,说:

  “昔者汤将往见伊尹,令彭氏之子御。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:‘君将何之?’汤曰:‘将往见伊尹。’彭氏之子曰:‘伊尹,天下之贱人也。若君欲见之,亦令召问焉,彼受赐矣!’汤曰:‘非汝所知也,今有药于此,食之,则耳加聪,目加明,则吾必说而强食之。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,譬之良医善药也,而子不欲我见伊尹,是子不欲吾善也!’因下彭氏之子,不使御。”

  总之那意思就是汤早听说伊尹是个大贤人,在有莘氏那里浪费了,去要他,要重用他,有莘氏不给,汤就要求娶有莘氏的女儿,然后让伊尹当媵臣,一块弄过来,达到目的。

  另一种说法就相反,是伊尹主动要攀附商汤,就是“干汤”或“奸汤”,孟子说是“要汤”,是要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抱负,而且见商汤挺费劲。

  《史记·殷本纪》里说“阿衡欲奸汤而无由,乃为有莘氏媵臣,负鼎俎,以滋味说汤,致于王道。”这是说伊尹想投奔商汤却没有理由,于是绕了个大弯子,当了有莘氏的媵臣,背着炊具,向成汤讲了一番烧菜做饭的道理,由此引申到王道,被商汤发现是个人才,起用了。

  《韩非子·难言》说得更麻烦:“上古有汤,至圣也;伊尹,至智也。夫至智说至圣,然且七十说而不受,身执鼎俎为庖宰,昵近习亲,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。”伊尹七十次向成汤陈述自己的主张,商汤都不理睬,后来只好背着炊具给汤当厨师,慢慢和商汤熟识了,汤才逐渐知道他是个贤人,起用了。说“七十说而不受”显然夸张,要是这么絮叨,什么人都烦死了。这只是说明当时伊尹想让汤认识自己、重用自己是多么费劲。

  这两种说法先秦典籍里都有,那么那种比较可信一点呢?我觉得第二种比较可信。

  首先,伊尹的身份地位很卑微,而且也没啥名气,如果真象墨子说得那么贤名远播,连商汤都知道了,有莘氏的国君怎么会不知道?怎么还能轻易当成陪嫁人员送给汤?

  其次,伊尹当过厨子,这一点古籍都众口一辞,没有异议。最主要的问题是,根据古书的说法,伊尹当厨子是在陪嫁到商之后的职务,也就是说,伊尹到了商,开始根本没有被汤认识,当然更谈不上重用,而是在厨房里混天聊日。所以说,伊尹并没有被汤所聘迎,是被当成陪嫁的人员才到的商。到了商之后,因为会烹调,又被指派当了厨师。对于一国之君的商汤而言,这样的人虽然不能看做是奴隶或平民,也好不到哪里去,根本看不上眼。伊尹想见成汤那是很不容易,只能先忍气吞声,等待机会,找个借口去见汤,瞀光说他“强力忍垢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后来终于有个机会见到汤,才大谈了一番烹调理论,至于王道,被汤发现有才能、有理想、有抱负,才提拔了。正因为伊尹有当过宫廷厨师的经历,后来的庖厨工人都祭祀他,《鲁连子》里说:“伊尹负鼎佩刀以干汤得意,故尊宰舍”,不过后来的厨师们竟然不祭祀伊尹当祖师爷,而祭祀那个杀害儿子、饿死主子的易牙(狄牙),弄个名声不怎么样的人当祖师爷,这个很奇怪哈。

  如果真像《墨子》、《天问》等书说的那样商汤早知道伊尹是贤人,为了求他才娶有莘氏女,那么伊尹一到了商就该被重用才对,为什么还要当庖人、负鼎抗俎绕那么大弯子去说汤?《天问》里说“成汤东巡,有莘爰及”,实际应该是去有莘娶老婆,而不是去挖人才。

  那些说汤去要伊尹或去见伊尹的话,不过是儒墨为了美化商汤是识贤求贤、知人善任的明君,而才本末倒置,把到有莘娶老婆说成是为了求贤人,我看非常不可靠。这就像吕尚(太公姜子牙),本来落魄透顶,在朝歌靠屠牛卖肉过日子,《天问》里说他是在屠牛朝歌的时候,闲极无聊,在肉摊上敲着刀唱歌,让文王发现了(“鼓刀扬声,后何识?”),当成宝贝弄到周去当了官。后来的说法就成了文王到渭水去聘请他,还去了好多次,颇有“三顾茅庐”的意思。这都是后人为了美化明君识人才这么造出来的故事,可信度有多少大家自己心里会明白。

  伊尹从商代迄周,都被认为是良辅甚至圣人,不断被美化,有人就尽量避讳说伊尹负鼎俎干汤的说法,最厉害的是孟子,他是坚决否认有“伊尹以割烹要汤”的说法,《万章上》里有这么一段:

  万章问曰:“人有言,伊尹以割烹要汤,有诸?”孟子曰:“否,不然!伊尹耕於有莘之野,而乐尧、舜之道焉。非其义也,非其道也,禄之以天下,弗顾也;系马千驷,弗视也。非其义也,非其道也,一介不以与人,一介不以取诸人。汤使人以币聘之,嚣嚣然曰:‘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!我岂若处畎亩之中,由是以乐尧、舜之道哉!’汤三使往聘之,既而幡然改曰:‘与我处畎亩之中,由是以乐尧、舜之道,吾岂若使是君为尧、舜之君哉!吾岂若使是民为尧、舜之民哉!吾岂若於吾身亲见之哉!天之生此民也,使先知觉後知,使先觉觉後觉也。予、天民之先觉者也,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,非予觉之而谁也!’思天下之民,匹夫匹妇有不被尧、舜之泽者,若己推而内之沟中;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!故就汤而说之,以伐夏救民。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,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!圣人之行不同也;或远或近,或去或不去;归洁其身而已矣。吾闻其以尧、舜之道要汤,未闻以割烹也。《伊训》曰:‘天诛造攻自牧宫,朕载自亳。’”

  这是万章问孟教授:“人家说:伊尹是靠着割烹的厨师技艺攀上了商汤这棵大树,有这回事儿吗?”孟教授回答得干脆而决绝:“否,不然”——不,没有那事儿!然后就是一番解释。大家看看这一番洋洋洒洒的说辞,孟教授解释的主要内容是说:伊尹是一个乐尧舜之道的贤者,商汤知道他的大名,让人去聘请他,他还摆谱儿不去;汤派人“三顾有莘之野”,他为了挽救天下的老百姓,才决定出山了。因为伊尹幡然醒悟:天下的老百姓有没的得到尧舜之道好处的,就象是自己把他们推到沟里去的一样,所以要以天下为己任。于是就跟了汤,然后伐夏救民。因此孟教授总结说啊:“我只听说伊尹是用尧舜之道求见汤,没听说什么‘割烹’的事儿。”

  孟子的辩解是否靠得住,大家一看就会明白,这里也不多说。孟子谈锋的雄健锐利是出了名的,说话的不靠谱也是出了名的,有时候为了辩论甚至可以不顾事实地说话,而且说得理直气壮。比如孟子提倡尧舜三王的“王道”,看不起齐桓、晋文的“霸道”,当齐宣王问他“齐桓晋文之事”的时候,他竟然说“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,是以后世无传焉”(《梁惠王上》),可如果翻出《论语》来看看(比如《宪问篇》),就知道这位孟教授胆大透顶,顾颉刚就说他是“竟敢当面撒谎”[6],估计他当时走运,齐宣王没读过《论语》,否则会当面啐他一脸唾沫。所以他对伊尹“割烹要汤”的辩解也只能看看得了。

  伊尹被汤起用了,但是很不安分,《史记·殷本纪》里说:“汤举任以国政。伊尹去汤適夏,既丑有夏,复归于亳。入自北门,遇女鸠、女房,作《女鸠女房》”。这是说伊尹被汤任命为辅政大臣,却不安分,跑到夏桀那里去了,呆了一段时间,又觉得夏桀不怎么样,又跑了回来。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里说:“伊尹忧天下之不治,调和五味,负鼎俎而行。五就桀,五就汤,将欲以浊为清,以危为宁也。”也就是说,伊尹曾经五次跑到桀那里,又五次跑回汤那里。

  这事儿怎么解释?中国古人的解释是,伊尹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“间夏”。“间”本来是观察、偷窥的意思,古代所说的“间”就是派人到敌国去观察情况,了解敌情,这个是知己知彼的重要手段,所以《孙子》里有个《用间篇》,就专门讲如何使用间谍,其中就提到了伊尹,说:“昔殷之兴也,伊挚在夏……。故明君贤将,能以上智为间者,必成大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三五引《竹书纪年》说:“末喜氏以与伊尹交,遂以间夏。”而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》里的一段记载说得更精彩:

  “桀愈自贤,矜过善非,主道重塞,国人大崩。汤乃惕惧,忧天下之不宁,欲令伊尹往视旷夏,恐其不信,汤由亲自射伊尹。伊尹奔夏三年,反报于亳,曰:‘桀迷惑于末嬉,好彼琬琰,不恤其众。众志不堪,上下相疾,民心积怨,皆曰:‘上天弗恤,夏命其卒。’’汤谓伊尹曰:‘若告我旷夏尽如诗。’汤与伊尹盟,以示必灭夏。伊尹又复往视旷夏,听于末嬉。末嬉言曰:‘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,东方有日,两日相与斗,西方日胜,东方日不胜。’伊尹以告汤。商涸旱,汤犹发师,以信伊尹之盟。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。未接刃而桀走,逐之至大沙,身体离散,为天下戮。”

  这段记述是说,商汤见夏桀无道,就想趁机把这个混蛋老大给做了夺取天下,就派伊尹到夏去当间谍,还怕桀不相信伊尹,就亲自用弓箭射击伊尹,让人知道他们君臣掰了,成了仇敌。

  伊尹跑到夏三年(时间够长),才向商汤汇报说桀昏聩糊涂,迷惑于妺喜,喜欢琬琰二女,不关心他的军队,军队心里都受不了了。上下互相敌对,夏的老百姓都满肚子怨气,都说:“上天不再关心我们,夏就要完蛋了!”希望汤能灭夏。然后又跑回了夏,听了妹喜说桀做的一个梦,是东西两边的太阳相斗,结果西边的太阳胜了,东边的输了。伊尹立刻把这个梦告诉了成汤,汤就在举国大旱的情况下发兵,一击获胜,把夏给灭了。因为当时是夏在东、商在西,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,那就是说商胜夏败,古人迷信,听了这个就出兵,倒是合乎情理。

  这个说法是有古文献根据的,这个根据就是原来《尚书》中的《尹至》这一篇,《尚书序》里讹误作《疑至》,原本经过秦火失传,但是现在又出土了,就是清华大学收藏的那批楚地竹简中,就有这么一篇《尹至》,原文是:

  惟尹自夏徂白(亳),录(漏)至在汤。汤曰:“格!汝其有吉志。”尹曰:“后!我来越今旬日。余美其有夏众囗吉,好其有后,厥志其仓:宠二玉,弗虞其有众。民沇曰:‘余及汝偕亡。惟灾虐德、暴动亡典。’夏有祥,在西在东,见章于天。其有民率曰:‘惟我速祸。’咸曰:‘曷今东祥不章?’今其如台?”汤曰:“汝告我夏间率若诗?”尹曰:“若诗。”汤盟慎尹,兹乃柔大萦。汤往征弗附。挚度、挚德不僭。自西翦西邑,戡其有夏。夏料民,入于水。曰:“战。帝曰:‘一勿遗。’”

  大略翻译一下通篇的意思就是:伊尹从夏急急忙忙跑到亳,夜里才来到汤面前。汤说:“来来,你好像有什么好想法啊?”伊尹说:“老大!我可是走了十多天才到这里啊。我在夏桀那里,夸奖他的军队多么雄壮威武,拼命赞美夏桀,一顿‘迷魂汤’就把夏桀的心智给灌迷糊了:宠幸琬、琰二美女,不待见他的军队了。老百姓们都发自内心地说:‘我和你一起逃走吧。这个夏桀道德败坏,行为暴戾不循法度。’夏朝那里也有不祥之兆,东西都出现了,连上天都知道啦。夏的民众都说:‘我们马上要有灾祸了。’都说:‘为什么东面这里的不祥之兆不应验呢?’现在您想怎么办呢?”商汤问:“你告诉我你在夏观察到的情况都象老百姓歌谣里唱的那样吗?”伊尹说:“真象歌谣里唱的那样。”于是汤就恭敬地和伊尹盟誓,然后开始安抚天下大乱的民心。汤去征伐那些不肯归附自己的方国,坚持计划和目标不改变。之后他从西面攻伐西邑,也就是夏桀在夏疆域西方的都城,击败了夏的军队。夏桀就收拢了一些愿意跟随自己的民众,顺着河流逃走了。商汤说:“继续追击!上帝说了:‘都不要放过’!”

  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里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从这篇《尹至》里挖来又加工改造的,大体内容是完全一样。

  总之,伊尹间夏这事儿,看来是真的有了。不过另一种情况可能不是这么回事儿。

  秦简本《归藏·大过》爻辞说:“昔者[伊]小臣卜逃唐(汤),而攴(枚)占中虺,中虺占之曰:‘不吉。过亓门,言者……’”

  这是说伊尹准备炒老板商汤的鱿鱼,离开商去另攀高枝儿,就是去投奔夏桀,因为当时夏桀才是真正天下的老大,成汤不过是个诸侯,伊尹先投奔汤,目的是为了提升地位,先混个贵族身份,当个跳板,然后另谋高就。这事儿如果向成汤打辞职报告,成汤肯定不会签字,所以伊尹只能是“逃”,偷偷跳槽走人。

  伊尹临走的时候去找同僚中虺(即仲虺)算了一卦,得了一个“大过”卦,中虺占断说:“不吉利!”还做了段爻辞,残缺了,但是伊尹还是去了夏,而且确实在夏当了官。

  “桀作瑶台,罢民力,殚民财,为酒池糟堤,纵靡靡之乐,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。群臣相持歌曰:‘江水沛沛兮,舟楫败兮,我王废兮,趣归薄兮,薄亦大兮。’又曰:‘乐兮乐兮,四牡蹻兮,六辔沃兮,去不善而从善,何不乐兮?’伊尹知天命之至,举觞而告桀曰:‘君王不听臣之言,亡无日矣。’桀拍然而作,唾然而笑曰:‘子何妖言?吾有天下,如天之有日也,日有亡乎?日亡吾亦亡矣。’于是接履而趣,遂适汤,汤立为相。故伊尹去官入殷,殷王而夏亡。”

  大概的意思是夏桀骄奢淫逸,群臣都看不下去了,可又没办法,跟着夏桀喝醉了,互相搀扶着唱流行歌曲抒发心声:“江水滔滔啊,船和桨都坏了啊!我们的君王颓废了啊,还是跑去薄(亳)吧,薄也够大的啊!”还有的唱:“快乐啊快乐啊,驷马快跑啊,缰绳快抖啊,离开不善之人去跟从善人,为什么不快乐啊!”伊尹知道天命要到了,就举着酒杯告诫夏桀说:“君王啊,你不听我的话,眼见就要灭亡了。”夏桀腾地跳起来,接着又笑了:“你怎么说这样的妖言?我有天下,就象上天有太阳,太阳能灭亡吗?太阳灭亡了我才能灭亡。”伊尹一见夏桀不甩自己,穿上鞋就跑,跑到汤这里,汤立他为相。伊尹扔了在夏的官职跑到殷,因此殷成为天下之王而夏朝就灭亡了。

  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知道,伊尹到夏弄了个官当,是曾经想在夏桀那里混下去的,所以开始他看到夏桀做糊涂事儿的时候,还曾经进谏劝告过,但是桀不听。混得不怎么样,夏桀并不怎么看中他,说话也不管用,没啥地位,窝囊得要命;再一个也觉得夏桀这人即暴戾又糊涂,把天下弄得风雨飘摇,岌岌可危,可能要完,想想觉得还是商汤对自己不错,有发展前途,就又跑了回来,所以《史记》里说“既丑有夏,复归于亳”,仲虺的卦是算准了。他从北门进来,正好遇到女鸠和女房,作了一篇书,名字就叫《女鸠女房》。

  女鸠、女房从名字上看应该是女性,这两个人据说也是成汤的臣子,古人觉得女人不能在朝为官,所以说成男人,还把“女”写成“汝”,说是姓氏。其实看看殷墟卜辞就知道,殷商时期女性照样在朝为官,男人能干的政事女人都可以干,性别区分没那么严格。

  古代女人的名字往往加个“女”表示性别,于是出了一堆“女字”,看看《说文解字》里,嬿、妸、婕、嫽、妲等等,都是“女字也”,这些字,既可以看成是一个字,也可以看成“女”和另外一个字的合文,这个字就是某女性的名字,比如“嬿”也可以读成“女燕”,“妸”可以读成“女可”等,“燕”、“可”等字才是这个女子之名。再比如“姮娥”(即嫦娥),秦简本《归藏》里写作“恒我”,“恒我”本来是这个女子之名,后来因为是女性才加上女旁。所以,“女鸠”、“女房”也应该是两位女性的名字,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去迂曲辨析说是男人。

  伊尹作《女鸠女房》,可能是遇到这两位女士,被奚落了一番,伊尹要为自己辩解,说了一番话,当时的人觉得很有道理,记录下来,成了这么一篇文章。

  伊尹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的:他本来是有莘氏的一个身份低微的小臣,没什么名气,而且有莘氏的人也很讨厌他,《楚辞·天问》里说:“水滨之木,得彼小子。夫何恶之,媵有莘之妇?”王逸注说:“有莘恶伊尹从木中出,因以送女也。”说“恶之”,就是讨厌他,所以伊尹在有莘并不受待见。他有很大的雄心和抱负,想混个出人头地,但是没有机会。后来跟着有莘氏之女出嫁到了商,在商的初始时期也不受重视,被指派当了商汤的厨师,就有机会接触成汤,终于找到个合适的时机在汤面前说了一番道理,商汤觉得他有点才能,提拔了一下,当了一个可以参与政事的大臣,《天问》说:“初汤臣挚,后兹承辅”,王逸注:“言汤初举伊尹,以为凡臣耳。后知其贤,乃以备辅翼承疑,用其谋也。”也就是开始只不过把他当成个普通的臣子,没怎么重视。伊尹对自己的职位并不满意,他有更大的理想,就想去投奔当时天下的共主夏桀,结果就“逃汤”了,也就是“去汤适夏”。

  到了夏桀那里,也被任命了官职,可同样没受到重视。混了几年之后,发现这个“牛后”还不如在商汤那里的“鸡口”好,同时发现夏桀为人不咋的,把国家眼见要弄败落,没有发展前途,还不如跟着成汤有奔头,就又跑回到成汤那里,并报告了他在夏的一些情况,鼓动商汤趁着现在天下正乱,赶快圈占地盘,然后在干掉夏桀当老大,《楚辞·天问》里说伊尹:“缘鹄饰玉,后帝是飨。何承谋夏桀,终以灭丧?”就是说这事儿。

  汤听了他的话,就开始起兵四处攻伐征服那些不归附自己的方国,大捞地盘。同时又让伊尹回到夏去继续当间谍,并和伊尹盟誓,约定了进攻的时间,由伊尹在夏当内应。于是伊尹就经常来回在夏商之间跑来跑去,其实就是到商去向汤汇报在夏侦查到的情况。

  伊尹在夏的时候,和夏桀的王后妹喜勾连上了。《竹书纪年》说:“后桀伐岷山,岷山女于桀二人,曰琬、曰琰。桀受二女,无子,刻其名于苕华之玉,苕是琬,华是琰,而弃其元妃于洛,曰末喜氏。末喜氏以与伊尹交,遂以间夏。”夏桀从岷山庄王那里弄来两个美女琬和琰,爱得要命,妹喜备受冷落,被夏桀抛弃在洛这个地方(绝对不是现在的洛水),妹喜一肚子怨气,也昏了头,和伊尹挂上之后,就和伊尹一起“间夏”,把夏给弄败亡了。

  后来商汤果然根据和伊尹约定的时间进攻夏桀,获得了胜利,因此在灭夏这个问题上,伊尹是谋划者,也是参与者,算是首位功臣,自然要予以重用了。所以商汤重用伊尹,应该是在灭夏之后,断然不会是在灭夏之前。

  灭夏之后,伊尹成了商汤的首辅大臣,为成汤经国安邦做出了很大贡献。比如成汤在灭夏之后,在对待军队方面,伊尹就给商汤建言献策,这事儿记载在另一篇书《尹诰》里,因为开头一句是“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”,或取首句为篇名,故也叫《咸有一德》。现在我们看到传本《尚书》中的《咸有一德》是假的,真的篇章现在也在清华简中发现了,和传本的《咸有一德》内容完全不同。竹简本原文是这样的:

 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。尹念天之败西邑夏,曰:“夏自贤其有民,亦惟厥众。非民无与守邑,厥辟作怨于民,民复之用离心,我剪灭夏。今后曷不监?”挚告汤曰:“我克协我友。今惟民远邦归志。”汤曰:“呜呼!吾何作于民,俾我众勿违朕言?”挚曰:“后其赉之,其有夏之金玉日(牣)邑,舍之吉言。乃致众于白(亳)中邑。”

  翻译一下,大概的意思是:伊尹已经到了成汤这里,二人都有一个志向,就是灭夏夺天下。伐夏胜利之后,商汤觉得这都是自己军队厉害,非常重视他的军队,忽略了人民的力量。伊尹觉得这种做法不妥当,考虑了上天败亡西邑夏(即夏桀)的原因,总结说:“夏桀在他的人民面前自以为了不起,也都是因为他有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。并不是人民不给他坚守城邑,而是因为他们的国王在人民中制造了怨恨,人民就用离心的方式来回报他,因此我们才剪灭了夏。现在商汤为什么引以为鉴呢?”伊尹就去告诫成汤说:“我们一直和我们的友邦密切协作,现在是因为人民拥护我们的缘故,远处的方国才都归附我们。”商汤说:“啊呀!我该怎么对待人民,才能让我的军队不违背我的命令?”伊尹说:“您要赏赐他们,让他们拥有夏的金玉和城邑,再用好话抚慰他们。然后把军队开会亳都去驻扎。”

  伊尹的这个提议体现了一种“民本”思想,伊尹觉得要想坐稳天下,不安抚好老百姓肯定不行,光靠强大的武装力量是混不长久的,所以他建议成汤:灭夏之后,要让普通百姓和军队一样受赏赐,大家一视同仁,同时把军队集中到国都亳邑去驻扎,加强管理。这个建议被成汤采纳了,为天下的稳定奠定了基础。

  总起来说,伊尹开始跟着商汤不是那么坚定的,他在商汤和夏桀两方面摇摆过,于是给后人坐下了口实,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有这么一段论述:“当今之世,丑必托善以自为解,邪必蒙正以自为辟。游不论国,仕不择官,行不辟污,曰‘伊尹之道’也……此使君子小人,纷然淆乱,莫知其是非者也。”这是说当今之世的人,做了丑事必定依托到善事上来给自己解释,做了邪恶的事情必定要拉一件正当的事儿来给自己推托。出游不论国家好坏,当官也不选择职务高低,行为也不避讳肮脏污秽,还说这是“伊尹之道”啊。这就使君子、小人混乱不清,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对还是错了。这话儿从另一方面理解,也可以说明伊尹的确是曾经“游不论国,仕不择官,行不辟污”,为了出人头地不择手段,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商汤重用的,而是在商汤和夏桀之间来回晃荡了一番,最后才成为大商的开国重臣。

  那么再回过头去看看《孟子·万章上》里孟子的说辞,说伊尹什么“禄之以天下,弗顾也;系马千驷,弗视也。非其义也,非其道也,一介不以与人,一介不以取诸人”,简直似睁着眼睛说瞎话一般。

  伊尹为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立下了首功,终于被真正重用,位列三公,成为“一品大员”,根据《史记·殷本纪》的说法是:

  “汤崩,太子太丁未立而卒,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,是为帝外丙。帝外丙即位三年,崩,立外丙之弟中壬,是为帝中壬。帝中壬即位四年,崩,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。太甲,成汤适长孙也,是为帝太甲。帝太甲元年,伊尹作《伊训》,作《肆命》,作《徂后》。帝太甲既立三年,不明,暴虐,不遵汤法,乱德,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。伊尹摄行政当国,以朝诸侯。帝太甲居桐宫三年,悔过自责,反善,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。帝太甲修德,诸侯咸归殷,百姓以宁。伊尹嘉之,乃作《太甲训》三篇,襃帝太甲,称太宗。太宗崩,子沃丁立。帝沃丁之时,伊尹卒。既葬伊尹于亳,咎单遂训伊尹事,作《沃丁》。”

  《孟子·万章上》也有类似的说法:“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,汤崩,大丁未立,外丙二年,仲壬四年。太甲颠覆汤之典刑,伊尹放之于桐。三年,太甲悔过,自怨自艾,于桐处仁迁义,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,复归于亳。”

  根据这个记载,伊尹先后辅佐了成汤、外丙、中壬、太甲、沃丁四代五朝商王,死于沃丁时代。而《史记正义》说:“《尚书·孔氏序》云:‘成汤既没,太甲元年’,不言有外丙、仲壬。而太史公采《世本》,有外丙、仲壬,二书不同。当是信则传信,疑则传疑。”

  根据殷墟卜辞的周祭谱来看,商人先王的前六位依次是:大乙(唐)一[大丁]一大甲一卜丙一大庚一小甲。“大乙(唐)”就是天乙成汤,然后是大丁,在上面加个方括号是因为他只是成汤的太子,还没即位就死掉了,算不得商王,但根据大商的宗法制度,太子即使是没即位,照样要入祀典享受祭祀;大丁之后是大甲,也就是说商汤死后直接是孙子大甲即位,大甲之后才是卜丙,也就是外丙,外丙后面是大庚,就是太庚,太庚之后是小甲,这里面没有中壬和沃丁,到目前为止,殷墟卜辞中也没发现这两位王的名字。

  这里要说明一点:殷人的周祭谱是按照商王即位的先后顺序来排列,不是按照辈分或年龄。也就是说,外丙虽然是成汤的儿子,但是他是在太甲之后即位的,常玉芝经过研究认为:外丙本无为王的可能,是因为大甲即位后“不尊汤法”,被伊尹给放逐于桐宫,因而以外丙代其位。《史记》记外丙在位三年,正与伊尹放太(大)甲于桐宫三年数相符。[7]

  这里面比较可注意的是“伊尹放太甲”这件事。根据《孟子》、《史记》的说法,是太甲刚即位的时候无道,昏暗不明,暴虐乱德,不尊汤法,伊尹就把他放逐到桐宫去反省了三年。这期间,都是伊尹摄政当国,朝会诸侯。太甲在桐宫终于幡然悔悟,改过自新,重新作王,伊尹就把太甲迎回来,把国政又交给他。太甲干得很不错,伊尹很赞赏,作了《太甲训》三篇书(现在《尚书》中的《太甲》三篇是假的)来褒扬太甲的功德——从这个记载看,伊尹是为了大商国祚、成汤基业鞠躬尽瘁,忠心不二,在和太甲的关系上最后也是大团圆的结局,大家都好,一团和气,最后伊尹死于沃丁时期,被埋葬在亳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《正义》引《帝王世纪》说:“伊尹名挚,为汤相,号阿衡,年百岁卒,天雾三日。沃丁以天子礼葬之。”宋翔凤《帝王世纪集校》的辑文是:“帝沃丁八年,伊尹卒,年百有余岁。天雾三日。沃丁葬以天子之礼,祀以太牢,亲自临丧三年,以报大德焉。”说伊尹活了一百多岁,得善终,还被葬以天子之礼,隆重得很。但问题也很大了,就是根据殷墟卜辞的周祭谱,商王里根本就没有“沃丁”这一王,那么说伊尹死于沃丁时期,沃丁如何埋葬伊尹、如何祭祀、临丧之类,就有点奇怪了,难道是后人编造的?所以这事儿就要仔细地考察考察。

  《古本竹书纪年》里的记载却完全相反,首先,这书里有仲壬(中壬),说“仲壬即位,居亳,命卿士伊尹”,也就是说中壬时候伊尹还是卿士。其次,这书里有沃丁,说“沃丁绚即位,居亳”,这个都和《史记》相合。再次,也是最重要一个记载,是说“仲壬崩,伊尹放太甲于桐,乃自立也。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,太甲潜出自桐,杀伊尹,乃立其子伊陟、伊奋,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。”这个记载可很震撼了,因为里面说伊尹放了太甲之后是“自立”,也就是自己当国王了;而且他是被太甲反攻倒算给杀掉的,不是君臣大团圆的结局,而是以伊尹的悲剧而告终。《古本竹书纪年辑证》里有一段考述说:

  “据史籍,太甲,太丁之子,汤孙。……《御览》卷八三引《琐语》云:‘仲壬崩,伊尹放太甲,乃自立四年。’所引过简,但所反映之史事,与《纪年》同,可证战国时有此种传说存在。汤死后,其长子太丁已前卒,伊尹乃立太丁之弟外丙;外丙死,继立其弟仲壬,政权皆为伊尹所控制。仲壬死,按商朝继承之制,应由太丁之子太甲即位。伊尹囚太甲篡立。伊尹统治七年,太甲从被囚之桐宫潜出,杀死伊尹,恢复王位。太甲不承认伊尹篡立七年,故其杀伊尹时称为‘太甲七年’。”[8]

  也就是说,汤死后立太甲,伊尹此时权倾朝野,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,在自己之上的那个成汤死了,他觉得该轮到自己做老大了,就把太甲给放逐到桐宫,自立为王,干了七年。太甲在桐宫偷偷积蓄力量,等力量壮大了,就从桐宫潜逃出来,进攻伊尹。太甲不管怎么说都是成汤的嫡孙,是大商合法的继承人,号召力还是比伊尹要强大得多,结果太甲的反击就获得成功,杀死了伊尹,夺回了王位,使大商的基业得以延续,厥功甚伟,所以殷人后来谥为“太宗”。

  这个说法可靠不可靠我们现在无法确定了,但是古本《竹书纪年》这书的记载大多能与出土文物和文献相合,说明它的可靠程度很高,自清代以来就就受到学界的重视,它的记载恐怕不会是毫无根据。

  有一点我觉得是对的,就是伊尹是死于太甲时期。至于是不是被杀的,这个还真不好说,因为在殷墟卜辞中,明白地也在隆重地祭祀伊尹,而且有时候把他和成汤一起祭祀,如《卜辞通纂》第251片:

  礿、伐、乂、彡(肜)都是祭名,“伊”就是伊尹,“大乙”就是成汤,这是把成汤和伊尹同时祭祀。

  这是单独地祭祀伊尹。《天问》说:“初汤臣挚,后兹承辅,何卒官汤,尊食宗绪?”王逸注:“卒,终也;绪,业也。言伊尹佐汤命,终为天子,尊其先祖,以王者礼乐祭祀,绪业流于子孙。”洪兴祖《补注》:“官汤,犹言相汤也。尊食,庙食也。”王逸的解释实际上是讲不通的,“宗绪”的“宗”是承上句“初汤臣摯”而言,指商人的宗庙,“绪”是绪业,“宗绪”的意思是指在宗庙中享受祭祀的有功业的先公先王。《天问》的这四句是问:开始汤把伊挚当成普通的臣子,后来受到他的辅佐。为什么伊尹始终只是个汤的臣子,却和商的先公先王们一样在享受殷人的祭祀?《天问》的说法正可和殷墟卜辞相印证。

  如果伊尹真的是因为放王、篡位自立而被杀,那么就应该是个罪臣,罪臣恐怕是不能入祀典的。所以伊尹是否曾经篡位,是否是被杀,这个一点还真有待于进一步考证。就笔者的看法,伊尹的确是放过太甲的,他也的确是被太甲所杀的,他也的确是受到殷人祭祀的,这该怎么解释呢?这个还得从商先王说起。

  在商的先王方面,我的看法和上面说到的常玉芝先生的看法是有所不同,我觉得仲壬和沃丁应该是本来都有的商王,只是没获得承认而已。

  这段历史可算是比较混乱了,因为没有很确切文献资料,大家都在猜,所以我这里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猜一把:商汤死后,本来该立儿子大丁,但是大丁死了,那就应该立大丁之子太甲,太甲很可能是确实即位了。《孟子》说外丙二年,仲壬四年;《史记》说外丙三年,仲壬四年;根据《汲冢琐语》说“仲壬崩,伊尹放大甲,乃自立四年”,而实际上外丙并非在太甲前即位的,我认为说外丙二年是对的,但不是外丙为王,而是伊尹当政。也就是太甲开始即位了,所以《书序》说“成汤既没,太甲元年”,干了一年,就被伊尹放逐,立了商汤的一个本没有资格当王的儿子仲壬为商王,干了四年;仲壬死后,伊尹自己代行国政二年,相当于外丙的二年;这样前后总共是七年。因为伊尹有在无王的情况下当国二年的经历,所以被认为是“放君自立”。后来变成了外丙三年、仲壬四年,其中的原因是古人不承认伊尹曾经“自立”,所以把外丙调到了太甲前面,凑够七年之数。

  后来太甲反击了,杀了伊尹,夺回了王位,太甲不承认仲壬是商王,他认为商汤死后商王一直就该是自己,自己即位了又被放逐,已经够冤的了,半道儿再杀出个仲壬来算啥玩意儿?所以他杀伊尹的时候称“太甲七年”,也就是太甲即位一年,仲壬为王四年,伊尹行政二年,而这七年其实太甲大部分时间并不在位。

  太甲夺回王位之后,只坐了五年就死了,《竹书纪年》说“大甲惟得十二年”,空挂了六年,实干了六年。他死后,是外丙(名胜)即位,外丙极有可能不是成汤的儿子,应该是和大甲一样,是成汤的孙子、大丁的儿子,和大甲是亲兄弟,商人可以兄终弟及,大甲死后由外丙即位很合理,所以外丙也入周祭,就是卜辞中的“卜丙”,列在大(太)甲之后。

  外丙死后,本来应该由大甲之子大庚即位,或者是外丙的儿子即位,这都合理,可这时候出来个沃丁(名绚),他很有可能是仲壬的儿子,也是大甲的兄弟辈,但他不是大丁之子,就是兄终弟及他也没有资格即位的,他肯定是通过非法手段夺取了王位,也属于非法的商王。

  沃丁死后,才由太甲的儿子太庚(《竹书纪年》作“小庚”,名辨)即位,他遵循他老爸太甲的原则,不承认仲壬是商王,那么仲壬儿子的沃丁压根就没有资格当商王,属于非法即位,自然也不予承认,他们的周祭中也就不会有仲壬和沃丁,故殷人的周祭谱是大乙之后为太子大丁,大丁之后直接是大甲,大甲之后是卜丙,卜丙之后直接是大庚。

  但是殷商时期的史官们很厉害的,他们比较实事求是:你王室可以不予承认、不许祭祀,可不能不许我照实记录,就秉笔直书,于是仲壬和沃丁也出现在他们的史书里并流传下来,只不过在后来流传过程中把顺序弄乱了。

  伊尹可能真是被太甲所杀,是个罪臣;为何又被商人隆重祭祀呢?这个可能就是沃丁这位非法商王的缘故了。

  古书记载沃丁即位后,做了一件事情,就是给伊尹平反,隆重埋葬伊尹,还祭祀他,《帝王世纪》里就说“沃丁葬以天子之礼,祀以太牢,亲自临丧三年,以报大德焉”,由此以后,伊尹进入了商人的祀典,这是事实,有殷墟卜辞为证。

  如果上面沃丁是仲壬之子、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夺取了王位的推论成立,那么他给伊尹平反就有了十分充足的理由:自己的爸爸仲壬是伊尹拥立的王,如果不承认伊尹的地位,也就等于不承认仲壬为王;不承认仲壬为王,那么自己就压根儿没有当王的资格,这个王位自然属于非法。所以他即位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伊尹和仲壬平反,将伊尹、仲壬列入祀典予以祭祀。

  后来沃丁的王位被太甲的儿子太庚夺回去了,太庚当然要遵循老爸太甲的原则,既不承认仲壬,也不承认沃丁,把他们排除在周祭之外;可因为伊尹是商汤的相,开国功臣,二朝元老(如果算仲壬是三朝),经国治民,功勋赫赫,虽然犯点错误,也能原谅,毕竟他没杀掉太甲,也没给商造成太大的破坏,而且后来还是被太甲杀掉的,功大于过,所以给他平反、恢复名誉也可以接受,事情就这么延续下来,伊尹也就一直保留在殷人的祀典里。《吕氏春秋·谨听》里说“三王之佐,其名无不荣者,其实无不安者,功大也”,也就是这个理儿。

  伊尹死后,其葬地有己氏县和偃师两个说法。比较早的是《水经注·泗水》的记载:“又东迳己氏县故城北,王莽之己善也。县有伊尹冢。崔骃曰:‘殷帝沃丁之时,伊尹卒,葬于薄。’《皇览》曰:‘伊尹冢宰济阴己氏平利乡。’”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说:“己氏县,春秋时己氏邑。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:‘卫侯入於戎州己氏’,杜注:‘戎邑,己氏,戎人姓。’汉置己氏县,北齐废。故城在今山东曹县东南。”[9]古己氏城即今山东曹县的楚天集,平利乡即殷庙村。《皇览》是三国魏文帝时的书,说明那时候人们认为伊尹是葬在今天的山东曹县附近,也就是伊尹是被弄回老家去安葬的。

  唐代的地理书《括地志》则认为是在河南的偃师,也就是汤都西亳。关于这件事,徐继孺《梓里见闻录》做了一番分析:“伊尹冢在曹县东南二十里,其前建祠。明宣德年间知县范希正修。《史记》:‘帝沃丁葬伊尹于亳。’《后汉志》引《皇览》:‘己氏城有平利乡,乡有伊尹冢。’即此。今归德商丘县亦称有伊尹墓云,《括地志》谓:‘伊尹墓在洛州偃师县西北八里。’又云:‘宋州楚丘县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,恐非。’按:己氏县,隋开皇六年改曰楚丘,是楚丘之伊尹墓即平利乡之伊尹冢,其地为北亳,与《史记》合。《括地志》乃以为非,何耶?又《寰宇记》云:‘伊尹坟在楚丘县西北十四里。’与此合,只差一里耳。”

  我的看法是这两个伊尹墓都有可能。本来商的贵族死了是可以葬在国都附近的贵族墓地,但是伊尹的死不同了,他是被商王处死的,所以就没那资格,他很有可能是死时先被运回了家乡安葬,沃丁给他平反之后,又迁到国都偃师(西亳)重新以贵族之礼安葬,并进行祭祀,这都在情理之中。

  上面说了,伊尹从小受过教育,是个有思想、有知识、多才多艺的人,所以有莘氏曾经让他当自己女儿的老师。刚到商的时候还当过宫廷御厨,有一手烧菜做饭的好手艺。著名的商汤歌舞《大濩》,据说也是伊尹主创的,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说:“汤於是率六州以讨桀罪。功名大成,黔首安宁。汤乃命伊尹作为《大护(濩)》,歌《晨露》,修《九招》、《六列》,以见其善”,说明伊尹还是为精通歌舞的艺术家。“濩”这种歌舞在殷墟卜辞里也经常见到,在祭祀时使用,可见这套歌舞是真实存在的。

  伊尹的思想、才能以及相关故事,原来都保留在据说是他的遗著《伊尹》和《伊尹说》里,这两本书可以确认是先秦的古书,汉代还有,《汉书·艺文志·道家类》里著录“《伊尹》五十一篇”,注:“汤相。”又在《小说家类》里著录了“《伊尹说》二十七篇”,注:“其语浅薄,似依托也。”前者应当是一本主要体现伊尹思想的书,后者则是专门记载与伊尹相关故事的书。《伊尹》也罢,《伊尹说》也罢,肯定不是伊尹自己写的,这一点是可以肯定,从《伊尹》的逸文来看,感觉是战国时代的作品。为什么著录在“道家类”呢?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说:“道家者流,出于史官,历纪成败存亡祸福之道,然后知秉要执本”,《伊尹》这本书就是此类的著作,是伊尹论述作为君王如何选人用人、经国安邦理天下的方法,也就是论述“成败存亡祸福之道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和新旧《唐书·艺文志》里都见不到这二书的著录,说名在隋唐之前就都失传了。关于这本书,蒋伯潜《诸子通考》里有一段介绍说:

  “《伊尹》五十一篇,自注曰:‘汤相。’王应麟曰:‘《说苑·臣术篇》、《吕览》皆引伊尹对汤问;《周书·王会篇》有伊尹朝商献书。案《孟子》称伊尹之言。伊尹所谓‘道’,岂老氏所谓‘道’乎?‘志’于兵权谋家省《伊尹》、《太公》,而入道家。盖战国权谋之士著书,而托之伊尹也。’叶德辉曰:‘《尸子》引伊尹对汤问寿,《殷本纪》引伊尹从汤,言素王九主之事,《韩诗外传》引伊尹对汤问庭谷大拱,《齐民要术》引氾胜之述伊尹区田法,皆王氏所未及。’(均见《汉书补注》引。)按王氏言《伊尹》乃战国权谋之士所依托,其说甚是。伊尹相汤,勋业为人所传道,而年代久远,传说尤多。好事者著书依托,自必杂采传说及古籍中关于伊尹者以为材料也。”[10]

  这本书虽然失传了,但是还有一些佚文流传,清代马国翰在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的“道家类”里辑录了《伊尹书》一卷,就是从古书中搜集类似的篇章和文句拼凑起来的,可能的确是原来《伊尹》中的内容,这本书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应该很有名,引用它的不少。全书主要是以商汤和伊尹问对的形式写成,这种著书形式在先秦及秦汉时代非常常见,所以后人有说伊尹也是汤的老师,比如《吕氏春秋·尊师》:“汤师小臣”,小臣就是伊尹。

  马国翰的辑本中,有篇名的是《四方令》、《本味》、《先己》、《九主》、《区田》五篇,还有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记录的《素王》一篇,因为没有逸文,马国翰没收入。这里就将各篇的内容略作介绍,至于深层的思想、作用、意义之类的就不多说,否则就无边无沿了。

  1、《四方令》:又称《伊尹·四方令》,确切地说当叫《朝献》,这篇书是从《逸周书·王会》的最后面挖出来的,原来有个解释说:“《伊尹·朝献》,《商书》不,《周书》录中,以事类来附”。实际上它本不是《逸周书》里的内容,而是后人看到《王会》后,“以事类来附”,抄了《伊尹》中的这篇放在了《王会》的后面做参考的,“伊尹朝献”即这篇的篇名,也就是《伊尹》这本书里的《朝献》篇。这里面的内容是:汤对伊尹说:“诸侯都来朝献,送东西给我,这些诸侯有些贡献的是他们本来不出产的东西,是从远方弄来的,劳民伤财,很不利啊。我是希望因地制宜,让他们贡献他们自己出产的东西,这样既容易得到又不贵。你给我起草个《四方令》。”于是伊尹就起草了个《四方令》,命令四方各国:你该贡献啥,他该贡献啥,都开列了单子一一写明白,到时候商汤就可以按照单子收货。商汤看了这个单子,夸奖说:“很好(善)。”

  2、《本味》:这篇就是《吕氏春秋》里的《本味》篇,这篇文字比较长,主要是说伊尹到了商之后,见了商汤,大谈烹调的原理以及各种各样做菜原料的来源,目的是让汤有奄有四方之志,最后说“天子不可强为,必先知道。道者止彼在己,己成而天子成,天子成则至味具。故审近所以知远也,成己所以成人也。圣人之道要矣,岂越越多业哉!”这就是《史记》里说的“以滋味说汤,至于王道”。

  3、《先己》:这篇是从《吕氏春秋·先己》里挖出来的一小段,说汤问伊尹:“要取天下该怎么办?”伊尹告诉汤:天下是不能“取”的,要取天下,就要先取身,就是先加强自身的修养,“成其身而天下成,治其身而天下治”,只要自己修成了完人,天下也自然就是你的,能把自身治理好了,天下也就自然治理好了。这应该只是此篇的一节文字,不是全篇。

  4、《九主》:这篇应该是《伊尹》中重要的一篇,主要是说“君道”的,也就是《史记·殷本纪》里说的“伊尹从汤言《素王》及《九主》之事”,主要内容据刘向《七略别录》介绍是“九主者有:法君、专君、授君、劳君、等君、寄君、破君、国君、三岁社君,凡九品,图画其形。”现在我们很幸运,这篇书从马王堆汉墓里挖出来了,有1900多字(算上缺文),算是长篇大论,也是采用成汤和伊尹问对的形式写的。这里面称汤为“后”,开篇写了伊尹作这篇的因由,大意是说:商汤灭了夏之后,商汤仍然很谨慎,不断自我觉悟,五次召见了伊尹。伊尹见了汤,说:“现在诸侯经常仇视君主,违法犯罪,这个过错不在您。是他们替主人办事不利,愚下蔽上,违法乱常,所以危害到君主利益的主要是臣子,请让我阐明为臣之法,把那些和我们作对的臣子绳之以法。”商汤说:“不是臣子的罪过啊。君主不失法度,臣子们才会真心归附。你还是说说君主之法吧,把有罪的君主绳之以法。”伊尹接受了商汤的命令,就议论海内、四方万国君主的得失成败,画影图形,“智存亡若会(合)符者,得八主。八主敌德:专、授之君二,囗囗囗囗囗囗于寄一,破邦之主二,灭社之主二,凡与法君为九”,根据刘向的介绍,那六个缺文里的内容应该是劳君、等君一,这“八主”加上“法君”,一共是“九主”,主要内容就是阐述为君王之道的内容,这里不再多介绍,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。

  5、《区田》:这篇是从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中挖出来的一篇,最早应该是见于《氾胜之书》,这书是汉成帝时的议郎氾胜之写的,他也是一位农业专家,曾在今天陕西的关中平原地区教民农业技术,连获丰收,效果良好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著录了《氾胜之》十八篇,《隋书·经籍志》里称为《氾胜之书》,隋唐时期尚存,到了北宋就失传了,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里大量引用了他的内容,后人根据这个弄了辑本。《区田》这篇就是《齐民要术》里引用的《氾胜之》述《伊尹·区田》。这篇开始就说:“汤有旱灾,伊尹作为‘区田’,教民粪种,负水浇稼”。实际上“区田法”是西汉后期在“甽种法”和“代田法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集约耕作方法,对于北方干旱少雨的农业地区来说非常适用,特点是在小面积土地上集中使用人力物力,精耕细作,防旱保收,求得单位面积的高产丰产。史传商汤之时遭受很大的旱灾,开始弄得很惨,《管子·轻重篇》说:“汤七年旱,民有无粮卖子者”,可大商依然国祚兴旺长久,一方面认为是“汤有七年之旱,而国无捐瘠者,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”(晁错《论贵粟疏》),就是积蓄很多提前做好了准备;另一种看法就是他一定是用了什么特殊的耕作方式,在大旱的情况下照旧可以收粮食,因此他们把这种适用于旱区耕作的“区田”方法依托在伊尹身上,说是伊尹发明创造的,也有点“托古改制”的意思,所以这篇书是不是原来《伊尹》中的篇章,只能存疑。

  6、《素王》:根据司马迁说伊尹言《素王》及《九主》事,说明《素王》也是《伊尹》中的一篇,内容只字不存。司马贞《索隐》认为“素王者,太素上皇,其道质素,故称素王。”“素王”之名在传世典籍里所见最早的是《庄子·天道》:“以此处下,玄圣、素王之道也”,郭象注:“有其道为天下所归,而无其爵者,所谓素王自贵也。”汉代典籍特别是谶纬之书里所称的“素王”是指孔子,意思是“无冕之王”,首倡自董仲舒,他认为孔子修了《春秋》,是为王者立法,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,故称“素王”。《论衡·定贤》里说:“孔子不王,素王之业在于《春秋》”,也是这意思。汉代的谶纬之书《论语谶》里有一种叫《素王受命谶》,是讲孔子受天命作《春秋》的事儿。“素王”的名称可能就是从《伊尹》里挖出来的,但是《伊尹》的《素王》篇里到底是些什么内容,现在已经无法得知。

  现在能知道的《伊尹》一书的篇目,就这么六篇,原书是五十一篇,大部头的著作,可惜我们基本都看不到了。

  马国翰辑本最后附录了个《杂篇》,一共有6条文字,是从《尸子》、《韩诗外传》和《说苑》中辑录出的成汤和伊尹问对的片段,都是比较常见的文字,这里就不多介绍。

  另外,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还著录了《汤液经法》三十二卷,也被认为是伊尹写的,《汉书》里没这么说,晋代皇甫谧在《甲乙经序》中说:“伊尹以亚圣之才,撰用《神农本草》以为《汤液》”,就说《汤液经法》是伊尹写的了。后来熬中药喝汤剂的做法,被认为是伊尹的发明。

  以上就是我对伊尹其人其事的一些粗略看法,随想随写,拖沓拉杂;见识有限,只能说到这个份儿上,请大家批评指正。

  [1]王宇信、杨升南《甲骨学一百年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,第456页。

  [2]臧励龢等编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,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5月,第850页。

  [4]王献唐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,齐鲁书社1985年7月,第528-529页。

  [5]马承源主编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二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,第279页。

  [6]王煦华编选《顾颉刚选集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,第156页。

  [7]常玉芝《太甲、外丙的即位纠纷与商代王位继承制》,《殷墟博物苑苑刊》创刊号,1989年。

  [8]方诗铭、王修龄《古本竹书纪年辑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。

  [10]蒋伯潜《诸子通考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,第459-460页。